当这样一个让知识分子心潮澎湃的时代到来,对困守于偏远农村封闭环境中的高加林来说,城市梦不仅意味着端上“铁饭碗”吃上商品粮,还意味着一个读书人在时代机遇中,渴望与国家时代的发展同步,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济世梦。对比原著,《人生之路》不再是陕北故事、地域故事、乡土故事,它全景展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风貌,让观众不知不觉代入高加林的不甘心、不认命。作为一部充满杂糅化意旨的类型片,电影摒弃了单向度的“拿来主义”,在“精神游牧”的未来主义关怀中,探讨人存在于世的根本性哲学问题。在这个层面上,电影的哲思意义被无限放大。《宇宙探索》的主编唐志军作为“疯癫化”叙事的主要行动元,既充当了平民史诗超验化的英雄故事主角,又在啼笑皆非的荒诞化行为里,诠释了在宇宙多重褶皱处精神给予人的无限震荡。比起大多数人所定义的“旅行式科幻书写”,我更愿意把这部电影当成是库斯图里卡式的流浪行吟者之歌,或者是堂吉诃德、卡尔维诺化的诗性栖息之作。当然,那些在存在主义哲学话语看来极为重要的逻辑,似乎在电影中都融化于晓晓、孙一通等人“无中生有”(ex nihilo)的具体事件中,恰如巴迪欧“事件哲学”中的主体性拷问。不过,无论是如何获得与外星人对话的信号,还是我们能否坚信唐志军对未来的嗔痴之状,实际上,结果并不重要。毕竟,哲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某种追问的过程,笛卡尔、斯宾诺莎、德勒兹等人无一例外地告诉人们,在必然性的偶然中每个人都可能打开了哲学的大门。如此,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似乎是导演孔大山的科幻哲学命题作文,也是我们不必刻意对号入座的宇宙玩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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